在第5个中国文化遗产日来临之际,记者从省文化厅获悉,我省累计有2项文化遗产列入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51项列入国家级非遗,10项进入公示期国家级非遗名录,296项列入省级非遗。

  这些项目之所以能进入非遗名录,受到世人关注,除传承人的功绩外,为申遗默默无闻收集、整理资料的专家、学者、民间人士功不可没,他们是这些项目登上各级非遗名录的“抬轿人”。

  记者近日通过各种渠道,“刺探”到在申报非遗项目过程中这些“抬轿人”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申遗过程紧张得像打仗

  回想起中国交响乐、音乐“活化石”西安鼓乐申报国家级和世界级非遗过程,陕西省艺术研究所西安鼓乐研究保护中心副主任邓萌副研究员感觉,那简直像打仗。

  邓萌告诉记者,最紧张的是申报世遗。2008年9月7日,他突然接到通知到北京参加申报世遗动员大会。会议11日结束,文化部要求各省在当月23日下午2点前将申报材料送到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当时有大量工作要做,要征得6家传统传承乐社的授权,申报文本撰写、翻译,申报片的拍摄、剪辑及英文配音工作等等,这些都要在12天内成。由于4年前西安鼓乐申报因故没有成功,这次又作为备选项目,大家压力很大。

  申报片是参加评审的重要材料,但限定片长只有10分钟。为了使内容丰富,他们用秒卡时间,剪辑进度非常慢。9月21日剪辑后,厅领导提出修改意见。这些修改涉及翻译问题,很耗时,到22日晚8点还未修改好。这让邓萌无法安睡,过一个小时给负责修改申报片人员打一次电话询问进展情况。到23日早6点得知还没有修改好申报片,彻夜未眠的省艺术研究所所长丁科民当机决定,让邓萌先带申报片原盘去北京,交给文化部非遗中心,待修改,再立即送到北京调换。然而,修改盘下午6点多才送到北京,等邓萌拿着盘赶到文化部时,国家非遗中心已将申报材料转交文化部外联司,工作人员下班离开了办公室。外联司次日上午就要乘航班把材料送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眼看盘换不了,邓萌心急如焚,左思右想,想起正在北京搞展览的省文化厅社文处干部撒小虎。撒小虎和外联司人员熟悉。经联系,换上了修改盘。最终,在本届提交申请报告的35个项目中,只有西安鼓乐申报材料一次通过,没有打回来修改,因此成为范本。

  参加过申遗的人员,都反映申遗工作时间紧迫。

  在户县曲子戏申报国家级非遗过程中,由于户县文化馆非遗保护部只有刘珂一个“光杆司令”,为赶时间,他加班、熬夜,甚至耽误了家里的秋播。

  曾承担长安北张村传统造纸技艺申遗任务的长安区文化局干部吕小良感慨地说,申遗太劳人、太费人,关键是人心累。

  自认为“无地自容”的教授

  为了让陕北民间匠作画艺列入省级非遗,西安美术学院美术史教授王宁宇“赤膊上阵”,自费收集、整理资料,以个人作为“保护单位”申报,后来又继续为匠作画艺列入国家级非遗忙碌。由于国家级要求保护单位不能是个人,他就以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会作为保护单位。然而,当记者采访他时,他说,这是应该的,不值得谈,和外国一些知识分子相比简直无地自容。

  由于王宁宇不愿意谈,记者只好“曲线救国”,从传承人子洲县何家集镇贺家渠村李生斌处挖掘“情报”。

  李生斌告诉记者,他根本就没有想到一个山沟沟里的民间画能够成为国家文化遗产。六七年前,王宁宇教授通过自己的学生知道陕北有这种画,就带着他的博士生来到他们村,挨家挨户走访,了解匠作画艺的情况,柜子、箱子、炕头上的画都拍照片。有的画在山顶上的人家里,汽车上不去,王教授就徒步登山去。他们每年来两三趟,晚上就住在李生斌家。王教授还到榆阳区、佳县、清涧等地收集资料。当时李生斌以为王教授只是搞科研,没有在意。到2007年申报为省级非遗时,李生斌才知道王教授给他们办了这么一件大好事。王教授不仅将陕北民间匠作画艺申报为国家级非遗,而且将李生斌申报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其他5人申报为省级传承人。

  李生斌一再说,王教授,好人,一个大教授,可客气了。

  高陵县洞箫音乐的申遗,是从市级到省级,直到今年的国家级,逐级成。为此,高陵县文化馆非遗保护中心人员不仅从传承人处收集资料,还克服各种困难在高陵及附近各县走访。

  “不务正业”的企业家

  国家级非遗项目红拳,其保护单位为民间组织陕西红拳文化研究会。这个研究会的日常办公经费,由其秘书长邵智勇办的企业承担,日常办公人员也由其企业的工作人员兼任。为了让红拳列入省级、国家级非遗名录,他邀请8名热衷红拳,愿为红拳无私奉献的教授、拳师等,组成申遗小组,利用业余时间整理、收集资料,前后忙了两年。

  申遗小组成员工作非常认真,一干就到半夜12点。虽然他们不要报酬,但邵智勇感觉,自己作为秘书长,将人家请来,如此辛苦,请人家吃个饭总是应该的。这个开支也自然由他承担。

  为了收集资料,邵智勇经常放下生意,和大家一起到各县访问拳师、拍摄录像。车辆当然是其企业出的,住宿、餐饮、过桥费,也由他个人承担。

  为申遗,邵智勇个人支付的各种费用达六七万元。由于申遗要求录像质量高,光两次请人拍录像就花了1万元。

  这些花费相比起来不算邵智勇最大的付出,主要是因此耽误了许多生意。由于许多业务合作单位和他熟悉,派下边员工去联系,时常谈不拢而失去机会。

  公司里的员工对邵智勇放着生意不做,整天为红拳忙碌颇有怨言,认为他是不务正业。邵智勇有位和他同时起步的企业界朋友,人家早已成为亿万富翁,但他现在年毛收入不过30万,和人家有天壤之别。那位企业界朋友说他,凭你用在红拳上的劲头,如果用来做生意,早就做大了。

  像这样为申遗奉献的还有很多人。在西安鼓乐申报世遗时,东仓乐社社长范炳南就主动出人出车,给申报工作很大的帮助。

  20多年的筹备

  从省文化厅资料库看到身为蓝田县文化馆干部邓印海的名字出现在传承人一栏下,记者就感到奇怪。经采访才知道,在过去的20多年里,他走过了从收集“水会音乐”到抢救“水会音乐”,最后到申报国家非遗的过程。

  1982年在蓝田县文化馆工作的邓印海接受上级任务,到乡村调查民间音乐时,发现普化镇一带曾盛行一种叫“水会音乐”的民间乐种。因毕业于西安音乐学院,他为自己从未听过这种音乐感到奇怪,尤其是“水会音乐”的半字谱,令他更是惊奇。但由于经历“文革”,当时只剩下七八位老艺人。邓印海徒步到各村,召集这些老艺人演奏、交谈。他除了抄谱子、录音,还学习演奏。就这样,他记下30多首“水会音乐”谱子。他根据收集的资料,判定其源于隋,盛于唐,是唐代宫廷音乐与民间音乐融合后演绎而成的一种民间乐种。后来“水会音乐”被编入《中国民族民间器乐集成》。正当他兴致勃勃研究“水会音乐”时,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他1990年调离文化馆。

  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邓印海于2004年调回县文化馆。但这时,“水会音乐”的老艺人都已去世,他便和曾经学过“水会音乐”的村民一起开始艰难的抢救工作,召集村民重新学习。由于青年人出外打工,他们就请老人、妇女学,并从县城和西安市区请来会吹笛子、笙的乐手帮忙,不久组建起乐队。经过近一年的排练,终于成功地演出。

  由于有之前的研究基础,2005年在参与申报国家级非遗时,邓印海很轻松地成了相关工作。这样,蓝田普化“水会音乐”于2006年顺利地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遗名录。

  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民俗专家

  别看申报非遗是件保护文化的善事,但并非听到的都是赞歌,因为要和各方面打交道,而人们的想法和观念不同,不仅要劳心费力,有时还会被人责怪,引来怨言。

  有一家单位为一项目申报非遗时,涉及到一名人员不积极配合,说申报人员是为了自己的政绩,以致无法访问他。事后他又四处举报,说申报人员不公正,有偏心。工作人员为协调矛盾,半夜11点在街头做有关人员工作。后来好容易把各方工作做通,有人事后又向上反映说故意整他。就是在这重重困难情况下,最终申报成功。

  长安区“牛郎织女传说”最近能重新回到公示的国家级非遗名录,和省民间艺术家协会主席傅功振不无关系。该项目的保护单位属于长安区文化局,和傅功振没有任何工作关系。在一次会议上接触到长安区斗门石婆石爷这一民间文化现象后,为了保护这一民俗文化,应有关领导邀请,傅功振积极参与该项目的申遗工作。从2006年起,他带着陕西师范大学研究生到斗门及未央区、灞桥区、咸阳市等进行田野调查,并到邻省收集资料,做了大量基础工作,仅访问农民、乡村医生、退休教师等等就上百名。然而,2008年第二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公示后,在相同项目申报的几个省份中,许多人认为长安斗门的石婆石爷最有可能入选时,偏偏出现意外,由于一封匿名信,最终没有出现在正式的名录中。

  这样的结果,令傅功振非常遗憾,他一方面向各方面申诉,一方面进一步收集资料,主编了30万字的《长安斗门牛郎织女传说》一书。此书成为长安区“牛郎织女传说”重回国家级非遗名录的有力支撑。

  想起曹希彬,心里就不是滋味

  当记者请户县文化馆非遗部主任刘珂谈他为户县曲子戏申报国家级非遗做出的牺牲时,刘珂一再说,该项目申报成功,是很多人的贡献,不能突出他。

  刘珂告诉记者,户县文化局干部刘高明、耿朝晖曾收集来大量资料,不仅成功申报省级非遗,而且为申报国家级非遗形成基本文本框架。最不能忘记的是原县文化馆干部曹希彬。在大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没有认识时,他独自一人自费骑自行车下乡村收集户县曲子戏曲谱,为老艺人一个个录音。1988年刘珂到县文化馆工作时,就发现曹希彬每天凌晨4点起床,听录音记谱。经过多年的辛苦,他撰写了《陕西地方眉户曲子音乐》和《陕西地方曲子汇编》两部书,从而将户县曲子戏大致形态呈现出来,为以后申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为了这两本书,曹希彬把自家盖楼房的钱拿了出来,直到他去世,家里都没有盖起楼房。

  采访过刘珂当天半夜,刘珂又忐忑不安地给记者打电话说,一定不能突出自己,要集中写曹希彬。从个人角度讲,无论从工作态度和精神境界上讲,他与曹老师的差距都太大,所做的工作微不足道,不值一提。曹老师是在备受冷落、条件极其艰难的情况下研究户县曲子戏,太难能可贵了,而自己不过是成上级交给的工作任务,顶多有时忙一些。从外人角度讲,他担心人家会说,当年曹老师吃苦时,你们在干什么,现在申报成功了,你们都来吹嘘。他一想到曹老师,心里就不是滋味。

  刘珂的话,令人不禁想到为研究西安鼓乐奉献毕生精力的陕西省音乐家协会研究员李石根、省艺术研究所研究员何钧以及其他大量为文化遗产研究作出贡献的专家、学者。西安鼓乐申报世遗时,之所以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整理好申报材料,就是因为有许多专家经过半个世纪的研究,为申遗打下坚实基础。

  上为6家乐社为在中国文化遗产日期间举行大型西安鼓乐演出进行排练。